“如何使汽车工业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生态文明和谐共生，是一个摆在我们每一个汽车人面前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9月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钢在出席2013年中国汽车产业国际论坛时，对汽车规模急剧扩大之后引发的汽车社会问题甚为忧虑。
过去10年，我国汽车产业创造的井喷式发展“奇迹”，挑战着我国政府管理者的政策预见性和应对智慧。2001年，我国汽车保有量仅有1900万辆左右；去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2亿辆，较2001年增长近5倍。
“汽车市场发展太快，快到政府难以预见，更来不及准备。”谈到最近北京市为拯救空气将再度紧缩汽车购买指标的政策，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机械装备处调研员吴卫评价道。
不仅仅是空气问题，当前，伴随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我国几乎在踏进汽车社会的同时，就不得不面对能源、交通、安全等汽车社会难题。一方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需求，一方是老百姓呼唤蓝天、自由安全出行的梦想，夹在中间的政府管理者，在如何平衡发展上的思路似乎出现“堵塞”。
■ 汽车社会“呼啸而来” 政府尚未准备好
连汽车企业也没有预料到，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我国汽车市场如此井喷式发展。即使是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我国新车销售也达到938.05万辆。2009年，更是首次突破1000万辆，以1300多万辆的成绩夺得世界第一的宝座。
汽车产业制造的一波波“意外惊喜”，赋予我国进入汽车社会一个“加速度”。从2001年有专家指出我国进入汽车社会前期，到2009年业内普遍认为的“汽车社会元年”，仅仅用了9年时间。
中国走进汽车社会的步子又快又急，并非一件好事。这种加速跑，使得汽车发达国家发展百年才遇到的汽车社会难题提前出现。今年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2013中国汽车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全面跨进汽车社会，但汽车使用环境进一步恶化，包括道路拥堵、油价高、停车难、行人交通意识差等。
“汽车产业发展的环境变了，面临的挑战多了，政策也应做出调整。”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航说，当前，除了汽车产业的内部竞争问题，还要面对越来越大的能源、环境、交通、安全等外部压力，这也正是政府管理调整的方向。
如何减少汽车排放，如何减缓能源压力，如何有效地保障人们安全出行，汽车社会成长中的“烦恼”既新又多，加大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对于能够破解环保难题的新能源汽车发展问题，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陈家昌就提出，应改进顶层设计。
作为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明确指出，由于中国汽车社会来得太快，政府有点吃不消，相应的管理制度没有跟上。
■ 限还是不限 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雾霾天气不断、道路越来越堵、交通事故频发，眼下，这些日益加重的汽车社会问题正将政府管理推入两难困境。
“以北京为例，对汽车实施更严格的限购实属无奈。谁不希望发展，问题是发展危及到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在吴卫看来，目前，北京市还没有探索出既保证汽车增长又保持空气清洁的有效路径，做到两方面的平衡很难。
限与不限的争议早已公开化。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认为，汽车必须为今天城市的交通拥堵及环境污染负责。而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董扬看来，限购的做法太简单，说明很多城市没有准备好迎接汽车社会的到来，而且现有措施偏政治化，过度追求快速效果，较少考虑综合成本、社会公平等因素。
“一些城市限购的思路，与我国扩大内需的大政方针相背离。”董扬说。
在治理空气问题上，机动车污染的分担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政府部门的认识也有分歧。据记者了解，关于北京市的机动车污染比重，就有几组数据：北京市政府文件显示，是22.2%；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提到的是30%以上。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副主任丁焰坦言，汽车的环境分担率到底有多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任何决策都要有数据支撑，连准确数据都没有就去将摇号指标减半，难有说服力。”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协科技导报社副社长王务林说。
如何降低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率，也是让政府头疼的难题。“造成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的一个原因是管理上的不适应。”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副理事长赵晓平说，对于道路交通管理，老办法还在用，新办法跟不上。有一些新的措施还在探索之中，效果反馈不那么及时。
■ 构建和谐汽车社会 亟需管理思路“畅通”
“我们治理城市交通问题的思路，是朝着限车的方向发展？还是朝着提高拥有率、降低使用率的方向发展？”郑新立的发问，恰恰说明了政策方向的重要性。一招不谨慎，或者政策调整迟迟不跟上，不仅影响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危及让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
“我国的汽车产业和市场需求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对新一代汽车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万钢说。包含清洁、环保、安全和智慧等关键词的新汽车梦的实现，以及和谐汽车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管理制度的改革和调整。
董扬认为，针对汽车社会问题的科学决策，首先要去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城建部有位领导曾说，在城市修的道路根本不是为汽车准备的，是给公共汽车、自行车、行人修的。这番话令人费解。”董扬举例说。
缓解政府管理思路的“拥堵”，国家已经指明了大方向，就是政府该放的权要放，该管的事要管好。此外，许多前置审批将大量减少，甚至取消，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
各部门协同作战，更有利于化解汽车社会的难题。“解决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要用系统的政策。我国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已积累多年经验，各个部门完全可以协同起来，成立一个国家级的安全交通委员会。”赵晓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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