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称,中国允许一家太阳能设备生产商的债券发生违约的决定是正确之举。不过此举也凸显了监管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如何在不引发危机的情况下向金融市场引入更多风险。这是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出现的首例公司债违约。
怎样才能做到平衡是一大难题,数十年来曾难倒全球许多知名监管人员和央行官员。
本周,信贷市场受到了冲击,因为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hanghai 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 Technology Co., 简称:超日)表示,无力支付总计人民币8,980万元(约合1,47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超日本应在周五支付这笔利息。这批债券将于2017年到期,本金偿付情况尚不清楚。
过去,当公司债、信托和理财产品可能发生违约时,中国政府总是会出手相救,迅速拿出补救办法。这类救助虽然只能暂时缓解危机,但却也让投资者坚信政府永远会出手救助。这就引发了新一轮更高风险的押注、造成更多的坏账,形成所谓的“道德风险”。
里昂证券(CLSA)经济学家郑名凯(Francis Cheung)说,“中国政府知道这一领域存在许多问题,所以允许超日发生违约是政府进行的一次试验。我不太确定,但他们也许有一个计划。这将是一次受控的压力释放。”
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帮助其抵御住了冲击,但同时也扶持了那些几乎被市场淘汰的国有和私营企业,促使地方政府投资无用项目,刺激了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提高了坏账水平。
经济学家和金融历史学家表示,中国未来的最佳发展路径是,允许一些得到妥善处理、经过认真沟通的更大规模的违约出现,一步步地放开手,直到投资者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并调整自身的行为。
但很多国家在进行这类尝试时遇挫,最明显的就是美国。美国当初并没有意识到任由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的风险。在确认一家机构或一批证券违约是否构成系统性风险方面,做事后诸葛亮要比提前预知容易得多。
但是,如果在违约对象选择方面稍有不慎,投资者可能会争相退场,引发市场恐慌并拖累经济。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崔巍(David Cui)表示,根本上来说,政府需要通过引入风险、迫使杠杆水平逐步降低来避免风险的蔓延。他说,这是理想状况,但实现起来有难度。
不过分析师们称,周五超日债券违约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其违约规模相对较小,容易控制,而且涉及的是私营公司而非国有企业。
虽然现在还不好说周五的不干预决定是监管机构针对超日债的具体情况做出的判断,还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迈出了第一步,但如果今后债务违约的现象越来越多则会带来一个问题,即目标、管辖权和利益不同的各部门之间需要进行协调并达成共识。跟大多数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不是大一统体制。
虽然中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对严格监管存在兴趣,但地方官员更大的兴趣可能在于对问题企业出手相助,以保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确保自己的升迁。